幼兒上小學一年級的學校準備

壹、學校準備(School Readiness)的意涵與重要性 

        準備(readiness)與學習的概念，自較早期的研究學者Tyler(1964)、Bruner(1966)提出後，學校準備(school readiness)的理念與實務相繼發展，至今仍受到教育領域的重視和關注。從世界教育發展趨勢的視野來看，除了已發展國家之外，發展中的國家也逐漸重視早期教育銜接到小學教育的學校準備議題，如柬埔寨、尼泊爾、南非等國家皆有進行幼兒學校準備的相關研究，以及發展學校準備的方案，以減低幼兒入小學後可能面臨學業學習的失敗，連帶造成家庭和學校更多的教育負擔(UNICEF, Unite for Children,2012a)。培養幼兒的學校準備能力，可提升幼兒發展的潛力，學習如何學習的策略而縮小學習落差，更進一步成為具有社會經濟效益的人力資源培養發展策略(UNICEF, Unite for Children,2012b)。「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」實施通則中亦提到幼兒上銜接上小學一年級的重要性：自幼兒園到國民小學是幼兒從非正式教育到正式教育的一大轉變。對幼兒而言，學習場域的轉換不單是名稱上的不同，也代表著其生活環境中社會關係、社會角色、人際活動、角色期待與機構規範的改變，這些改變皆為幼兒帶來挑戰(教育部，2013)。無論從理論或實務來看，幼兒的上小學一年級的學校準備都有其重要性和意義。 

一、學校準備的理論觀點 

        美國學者Meisels(1998)為研究學校準備的重要研究者，以下摘要Misels所整理的學校準備概念之成熟論、環境論、社會建構論、互動論的理論基礎： 

        成熟論的代表學者Arnold Gesell認為發展的真實意義在於幼兒內在的發展，而不是表現於外在活動的現象。幼兒必須在準備好的條件下才能開始學習，亦即幼兒的學校準備程度奠基在個體的成熟度，幼兒的發展成熟度影響學習、與學校老師和同儕的互動。經驗論的學者如Kagan(1990)強調具體經驗對幼兒的學校準備能力有實質的意義。幼兒透過引導和教導獲得知識和技能，現有的學習是未來的學習基礎，父母和教師需要提供幼兒成功的學習經驗，以協助幼兒發展學校準備能力。 

        社會建構論是從社會和文化的觀點來看準備、學校準備。支持此論點的學者認為所謂的準備，是由社會、家庭和學校一起參與幼兒學習經驗的人們所共同建構的。學校準備的概念可能會因為幼兒生活社區所認同的價值和期待不同，幼兒的個別差異、幼兒園經驗而有所不同。幼兒本身的發展情形並不能完全決定上小學的學校準備，即使在同一個社區，但不同學校，幼兒所需要的學校準備會因地、因時而不同，學校準備需要考量環境的因素(張郁雯，1997)。Meisels(1998)為互動論的代表學者，互動論的支持者認為學校準備是一個雙向概念(bi-directional concept)，強調幼兒與環境之間的關係，以幼兒的表現作為學習計畫的基礎，逐漸增進幼兒的學習經驗。學校準備是環境和成熟因素共同交互作用的結果。 

二、學校準備的內涵 

        學校準備是建立平權教育的基礎，近年來在教育發展的議題討論中，學校準備的概念和內涵已趨近共識。幼兒的學校準備能力不僅涉及幼兒本身的發展情形，廣泛而言，學校準備與幼兒、家庭、早期成長環境、學校、社區都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。幼兒的發展與學習環境，以及生活中與他人的互動，交互影響幼兒學校準備能力的發展(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 Children, NAEYC, 2009)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（UNICEF, Unite for Children,2012a）提出學校準備與轉銜的三個重要面向：幼兒的準備(ready children)、家庭的準備(ready families)、學校的準備(ready schools)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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